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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情怀下的学术研究与文化追求 ——记赵宗福先生的学思历程
作者:霍福    发布于:2015-07-29 01:56:30    文字:【】【】【

昆仑情怀下的学术研究与文化追求

——记赵宗福先生的学思历程

霍 福 

在繁华茂盛的中国学术丛林中,身处“河源昆仑”的赵宗福先生是中国昆仑文化的代表性学人,并以其严谨而丰硕的学术业绩而活跃于学界。先生的学思历程主要有三条比较清晰的主线:一是研究视野从地方转向国内国际,二是研究方法从一元转向多元化综合化,三是研究侧重从纯学术型兼顾民族文化建设。与此同时特别注重学术伦理规范的自律和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并以此作为学术研究品质和学术事业发展的保证。

一、教学科研简历

赵先生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之一,1982年毕业于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在一家杂志社做编辑,1985年调回到母校任教,先后担任古籍整理研究室主任、中文系副主任、教务处处长,1999年辞职考到北京师范大学,在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2002年毕业后因身体原因放弃京师名校教职,返回青海执教。历任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副校长等职,2008年调任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至今。

赵先生现在还兼任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理事长、青海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青海省民俗学会会长、青海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青海省昆仑文化研究会会长等多种社会职务,同时被日本爱知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宁夏社会科学院、宝鸡文理学院等国内外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聘为客座研究员或特聘教授。

先生长期从事民俗学、民间文艺学以及古典诗歌的研究与教学,在中国古典神话、民间文学、西部诗歌史、青海文化史、民俗文化学等方面均有较高建树,在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出版学术著作十余部,在《文艺研究》、《民间文化论坛》、《民俗曲艺》等海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一百多篇,可谓成果累累。其论著先后二十八次获得省部级以上优秀成果奖,堪称成绩不凡。

二、执着于梳理研究地方精英文化

纵观先生的学术历程,早年以梳理研究西部区域精英文化为主,在西部文学和古典诗词、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历史文化发展与轨迹等方面取得了近百万字的成果。

这样的学术志趣实际上与先生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读大学时,他是班上唯一带着农村户口来上学的,班上同学中也只有两三名青海籍学生,系上没有一个青海籍教师,师生们对青海的普遍看法是蛮荒落后,没有文化可言。这种看法还根深蒂固,因为在中国的大文化传统中,青海长期处于边缘地带,经济、社会、文化落后,就是青海本省籍人也普遍持有自卑感。面对一些老师和同学的小视冷漠,先生不相信青海从来就是一片文化荒漠,立志要以铁的证据改变师生们对青海的固有看法。于是,一到周末他就泡在青海省图书馆查阅资料,以至于后来连图书管理员都找不到的书,他都能准确地说出书的位置。他很快发现有很多有关青海的地方文献,方知世人对青海之无知与误解。仅是古代歌咏青海的诗文就不少,其中还不乏青海籍文人学者。便 “一头钻进去就费去了十多年功夫,搜集资料百余万言,发表文章百余篇,也算是独自开创了地方文学史研究的先河。”

1980年,先生发表了第一篇长达两万字的论文《青海诗人系谈》,到大学毕业时,已发表论文近二十篇,其中两篇一万五千字以上的论文,后来都在全省的优秀成果评奖中获得了奖项,在文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颠覆了人们对青海文化的陈旧看法。之后,先生一发不可收拾,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大图书馆,搜集整理出了大量第一手的史料。80年代中期先后出版了《历代咏青诗选》1和《历代咏藏诗选》2,80年代末与人合编了《中国西北文献丛书·文学文献编》20卷3,汇辑整理了《清代西部竹枝词汇辑》4

随着资料的深掘和视野的扩大,先生把对青海古代诗歌的研究扩大到对整个西部文学史的梳理,发表了《中国西部诗歌史概述》以及有关甘肃、新疆、西藏古代诗歌的论文。到1995年已发表这方面的论文40余篇,这些研究成果都具有拓荒性意义,至今无出其右者。有学者评价说:“阅其文,文辞犀利,流畅鲜活;读其言,言出有据,肌理清晰;析其论,论述精辟,宏阔前瞻且客观独创,在西部诗歌及诗歌文献研究方面,有多个“第一”的创新成果,填补了中国西部古代诗歌文献整理与西部诗歌史研究空白。”5

文史互通,先生对青海地方史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独到见解。1992年,先生编写的教材《青海史纲》一反传统的以王朝断代的做法,独辟蹊径,以文化形态为时代标志,框架新颖而结构自成一体,并有一系列的发明,显示出先生对青海历史文化特点的深刻把握。所以虽然这本小书是内部资料本,但在学术架构上比很多公开出版的地方通史更为科学合理。

先生在钩沉史实中还发现,魏晋以来尤其是元明清时期出现了一大批青海籍历史人物,往往见诸于“正史”;还有一些外地名人在青海游宦,业绩焕然,可惜长期为地方学界所不知。于是遍查史料,即使《明实录》、《清实录》等大部头文献也逐页翻阅,依据零星文献,仔细甄别真伪,考据历史源流,客观还原史实,坚持历史正义,弥补正史空白,著成《青海历史人物传》6,该书本应在1989年出版,以非正常原因拖了十五年才得以出版。一经出版,便以全新规范的史料和清晰准确的表述得到普遍好评,成为青海地方史研究者案头必备的重要文献。2014年,《西宁晚报》连续推出青海历史人物系列专栏,一时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而编写这些人物的底本就是《青海历史人物传》,赵先生还应邀对栏目进行了具体策划,对每一篇稿件进行了审阅把关。

先生述评历史,不唯上,不唯权,讲求史实、注重依据,而且贯穿着一股凛然正气,对正史中的“定论”也能拨乱反正,禀公直言,还“小人物”和边缘族群以公道。比如明朝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的“湟中三捷”是明代边疆战斗史上重要的战事,但在《明史》、《甘肃通志》、《西宁府新志》等史书方志多有漏载和误记,《明代“湟中三捷”考评》7一文作了详细述评,钩沉文献,还原史实,坚持正义,高度评价龙膺等人的历史贡献,揭露朝廷在赏功活动中的弄虚作假和官僚集团的腐朽,这样的治学态度和学术贡献,恐非一般的地方史学者所能企及。

在另一篇《关于三百年来地图上对尕斯地区错误划法的研究》8中,先生抱着“历史对错误的东西迟早要给予公正的纠正”态度,详细考述自清乾隆以来至民国时期所刻印的《乾隆内府舆图》、《大清一统舆图》、《皇朝中外一统舆图》、《大清帝国全图》、《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大中华民国分省图》、《新制中国地图》、《嘉峪关外安西青海合图》、《中国分省图》、《中国分省地图》等地图将青海尕斯地区等与柴达木盆地彻底分割,从尕斯库勒湖两边划分界线等错误划法,并与《大清一统志》、《清史稿》、《清朝续文献通考》、《蒙古游牧记》文献记载相印证,指出1974年版《中国历史地图集》才纠正了流行三百年的错误,考论之深、论证之严密,无可辩驳,本文具有重大的历史现实意义,其中也可窥见先生学术用功之一斑。

透过对青海历史文化的挖掘论述,整体上改变了人们对青海的看法,形成了他的研究范式和学术思想,即重视学术道德,追求严谨学风,将伦理、规范和创新贯穿于学术研究之中,追求学术的原创性,每文必有新材料、新观点或新方法,至少要占一头。

三、从精英到民间文化的视角转换

就在精英文化和地方史研究获得诸多声誉之时,先生的研究旨趣却悄然发生了变化。随着研究的深入,先生发现那些曾使他非常激昂的西部诗人及其作品,只可以作为边疆文化现象看,而不可以非要拔高到全国的文学水平。相比之下,民族民俗文化却在全国独具特质,有着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性。尤其是九十年代初,师从钟敬文先生做访阅学者一年后,开始彻底转向民间文化研究。特别是民俗学博士毕业后,先生的学术视野已经脱胎换骨,他以国际学术视野和国内文化整体来审视青海民俗文化,将西北花儿和民俗事象等放置在国家民族传统、学术界、民间文化背景下来考量。

花儿是中国西部的代表性民歌。早在1987年,先生在青海师大开讲《花儿漫论》,1989年版正式出版了专著《花儿通论》9,这是全国第一部整体性研究花儿的理论著作,不仅学理体系完整,论述逻辑清晰,从而开创了全新的“花儿学”。其中还有大量独到精辟的发现和见解,如首次从明代文人诗中发现了河湟花儿起源的重大线索,至今被人反复援引。出版后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和好评。后来被日本学者翻译出版,还被海外院校选为研究生教材或必读书目。之后又相继发表《西北花儿的研究保护与学界的学术责任》10、《西北花儿的文化形态与文化传承——以青海花儿为例》11等数十篇学术论文,系统论述了青海花儿的传承语境、文化形态、生成传承、花儿会的文化个性和花儿的文化价值。2010年,先生策划并执行主编的《青海花儿大典》12,以其学术性、权威性、系统性被誉为西北花儿的里程碑式著作,成为花儿学的又一重要典籍。而其《百年来花儿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则站在百年学术史的高度,对花儿研究得失进行了全景式扫描但又细致入微的梳理和反思批评,

当然,先生的民间文化研究不仅仅限于花儿,对多类民俗事象都有涉及。他主持完成的全国“少数民族节日民俗”和“节日志”项目《土族纳顿》《青海春节》《青苗会》以及《青海民俗大系》等,均在同行中被推为最佳者,有的甚至被文化部专家誉为“范本”。

先生对民间文化有着独特的理解和深厚的感情,他一贯主张一个学者应该有“民间立场”,否则不是方法论和结论上出问题,就是在个人品质上出毛病。在先生看来,民间传说的社会功能往往大于所谓“正史”,能不能尊重民间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人良知德行的表现。先生在一篇序中指出:“就拿杨家将传说来看,很多情节甚至人物都是虚构的,但正是那些有血有肉、激烈慷慨、保家卫国、九死不辞的激情故事,几百年来反复地激荡着国民的爱国情感。在外寇入侵的时候,千千万万的国民以杨家将英雄群体为榜样,前赴后继地去浴血奋战,去保家卫国。试想一想,在那样的情境中,文绉绉、干巴巴的《宋史·杨业传》能起到这样巨大的社会作用吗?仅此一点社会功能说,杨家将传说为代表的民间传说也是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因此他认为,“不管是官员还是学者,都需要有一种民间立场,说什么做什么都先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想一想是否合适,然后再做决断不迟。关注草根,尊重民间,敬畏民间文化,保护最宏大而厚实的民族文化土壤,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一种良知。否则,做人做官做学问,迟早会出问题的。”13

四、从一元到多元文化的理论创新

如果说先生早年比较单纯地关注某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而后来则特别注重整体地系统地关照区域文化。尤其是青海,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面对青海的六大世居民族的民俗文化,先生的研究也从一元转向了多元,提出了青海多元民俗文化圈的研究课题,系统而详尽地提出了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路径、框架,以及理论创新的目标。2012年11月,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海多元民俗文化圈研究》结项,被鉴定为“优秀”等次,国内5位专家在评审中对其原创性和科学性以及学术规范方面给予很高评价。同年,该成果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标志着“多元民俗文化圈理论”的构建成功。该理论最早提出于2004年,而原初思想早在1992年的《青海史纲》中就已初露端倪。

多元民俗文化圈是一种多元一体的文化,民族文化和而不同、各具特色,长期积淀下来的民族内部成员之间、民族之间、宗教之间、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内涵和优势,往往构建了一种民族团结、宗教和睦、文化和谐的和谐社会。这在青海是最具有典型性,但长期以来不被学术界所关注,或者有专门的研究。

先生的“多元民俗文化圈理论”立足于青海民俗文化实际,在厘清文化圈、祭祀圈、信仰圈与民俗文化圈的层次关系的基础上,以动态发展的眼光和本土化的理念来观照理论,并与民俗文化学理论相结合,对多民族民俗文化进行实证研究,深入探讨了青海六个主体民族以信仰为核心形成的三大民俗文化圈,总结其多元共存、和谐共生的文化特征,以历时与共时比较、内部与外部比较的视角,对多民族区域中多元民俗文化圈进行整体性的学术研究,概括和再现了中国多民族地区多元民俗文化圈的演化规律。并且总结了四个方面的文化功能:14一是民族文化的历史传承功能。不同文化圈的宗教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是各民族文化传承的主导性因素,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主要体现在物质民俗、精神民俗和社会民俗三个方面。二是他者特色的文化认知功能。在一定区域内,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势必会产生他者与自我的区分。民俗文化圈的形成,离不开对他者文化的认知;反过来,多元民俗文化圈的多元共生加强了民族间的他者特色的文化认知。三是区域社会的精神维系功能。青海多民族聚居、多元信仰并存、多种文化传统传承,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形成了多种文化认同层级:最小层级为一个民族内部的文化认同;其次是不同宗教信仰形成的民俗文化圈内部的文化认同;然后是扩及到整个青海区域的文化认同及中华文化的认同;最后上升为对中国国家的主权认同。四是和而不同的文化构建功能。多元民俗文化圈的历史发展过程与民族多元、信仰多元、文化传统多元整合有关,其构建原则是“和而不同”。青海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最基本构建模式为互补、互敬、借鉴、交融等。民俗文化圈在圈内认同与圈外认知中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在提倡文化的多样性,促进文化自觉,发挥和而不同的文化认同功能,进而达到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国家的认同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性。

该理论是在钟敬文先生提出中国民俗学为“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框架下,先生精进提出“地方民俗学”发展构想的一大成果,是对青海民俗学乃至中国民俗学和民族文化学建设的重要贡献。成果出版后,《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西北民族研究》《青海社会科学》等报刊专文进行了报道和评价。在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该著作被评为一等奖,排名第一。这也是先生近年来在该类评奖活动中连续第三次获得排名第一的一等奖。

五、从地域文化到国家文化建设的提升

中国文人多有很深的入世情结,先生也不例外,他认为好的学术必须要经世致用。而文化是民族延续的命脉,关乎国家盛世长葆。故要确立全球眼光,在国际视野下科学研究青海文化,在国家文化新秩序中重树青海文化的地位。为此目标,近年来先生以昆仑神话为切入点,致力于昆仑文化研究,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学术活动。

说起昆仑,先生在早年就开始关注了,曾撰写过关于“河源昆仑”古典诗歌的多篇论文。20世纪80年代末,先生就已专注昆仑神话及其文化,之后不断笔耕发掘,撰写学术论文《论虎齿豹尾的西王母》《中国月亮神话传说演化新论》《河源神话之谜破译》《论西王母的始祖母神格》等数十篇。早在1997年,先生的“昆仑神话研究系列论文”就获得了青海省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尤其是新世纪之后,出版专著《昆仑神话》15,发表《论昆仑神话与昆仑文化》等一系列论文,以青海昆仑山为核心,全面梳理昆仑神话,系统论述昆仑神话和昆仑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又符合大文化传统的表述体系。在先生及其团队的不懈努力下,昆仑文化成为了青海省委省政府对青海的文化定位和着力建设的文化品牌。2011年的全省文化改革发展大会上,正式确认青海文化是“以昆仑文化为主体的多元一体民族文化。”

先生的昆仑文化研究并不拘囿于青海区域,而是把其放在国际国内的学术语境中进行对话。自2010年以来,先生先后策划主办五届昆仑文化的国际学术会议,先后来自几十个国家和地区250人次的专家学者齐聚青海高原,共同探讨昆仑神话和昆仑文化。在西部学术会议中,该论坛规格之钜,质量之高,影响之大,较为少见。有位省级领导会后指出,这些会议与北京的有关部委组织的国际会议相比,最高水平也不过如此。先生相应地还策划主办了《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格萨尔与世界史诗国际学术论坛》(2012)、《人文视野下的高原生态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青海·湟源西王母文化论坛》(2014)等国际会议。这些国际会议的成功举办,有力地提升了昆仑文化在海内外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先生认为昆仑神话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要源头之一,直接影响了中华文化天文、地文、人文的生成发展,至今还影响着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甚至影响到周边国家民族的文化历史,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进一步把昆仑文化放到整个中华文明史的大传统中进行研究,2013年申报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昆仑文化与中华文明研究》。这也是青海历史上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人文科学,获得的第一个重大项目。目前正与海峡两岸四地(台北、北京、山东、青海)学者共同进行研究中。

与此同时,先生着眼于昆仑圣迹传说和中华文化传承,还与青海省民俗学会等组织策划了高规格的“西王母祭拜大典”和“昆仑山敬拜大典”、“青海湖祭海大典”等,亲自撰写敬拜昆仑山和祭拜西王母的第一届祭文,连年主持敬拜仪式。敬拜大典的连年举行,引起很大反响,在唤醒民族历史记忆和重构文化仪式、增强海内外中华昆仑文化认同方面,发挥了积极的效应。

六、学术规范与学术共同体

(一)学术规范

综观先生的学术历程,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又从理论到实践的不断提升过程,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学术范式、学术思想和学术追求。

从治学之初,先生就强调学术要有原创性,特别强调资料要新,这一思想贯穿在他早期的具体学术实践之中。在古典诗歌研究、历史人物研究和历史事件研究方面,先生搜集引用到的许多史料,在青海均为首次发现和发表,所发现的古典诗词资料,如《青海诗人系谈》《唐人<赵志集>初议》《唐代敦煌佚名氏诗散论》《诗僧宗泐笔下的藏印风情》《论杨揆的青藏高原诗》等等论文无一不令人耳目一新,前所未闻,在青海文化界产生强烈的震动之余,也开创了一些未曾预料到的研究领域。为了搜集新资料,先生在35岁左右时,就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大图书馆,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寻觅查找,许多大部头的文献,都是一页一页地翻阅,摘抄。之所以有这样的毅力坚持下来,与先生的性格也无不关系。先生强调做人要本分,做学问要扎实,不能耍滑头。学问如人,先生坚持不从别人的文章中写文章,并坚决反对抄袭。之后,先生又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提出了理论观点的创新。“双(资料、观点)新”成为先生的学术追求,认为每作文都应如此,如果实在做不到“双新”,退而求其次,也至少要占“一新”,或资料新,或理论观点新。他自己不做并反对做那种观点和资料都不新的陈旧文章,并且认为低层次的重复,往往会发展为剽窃抄袭。在注重文献的同时,先生也非常强调民俗志资料,认为文献和田野二者不可偏废,并且身体力行,亲自做了数个重要的田野调查,例如对甘肃泾川王母娘娘信仰16、山东泰山王母池蟠桃会庙会17,以及在青海民和、互助等地进行的田野调查便是其中的范例,有些成果被国内以及美国、台湾一些大学列为研究生必读书目或案例。

先生非常重视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他说:“作为地方民俗学者……首先必须要遵循学术规范,追求学术品质。惟其如此,方有可能以优异的业绩来实现学术愿望,否则就只能是理想上的君子,成果上的矮子。”并且认为“学术品质基于学术规范,而学术规范对学术来说就是道德品格,学术与非学术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遵循学术规范。就跟一个人一样,对社会对他人没有诚信,没有感恩之情,没有敬畏之心,没有正确的耻辱感和是非观,这个人就不可能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事情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益于社会,他也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同。所以,人品是一个有道德的人的基本保证,而学术规范就是学术品质的基本保证。我们的民俗文化研究必须要自觉遵守学术规范,不断提升学术品质。”18

近数十年来,学术不端行为可谓甚嚣尘上。有专家在研究梳理中国西部古代诗歌文献资料过程中,发现先生的《历代咏青诗选》《历代咏藏诗选》等著作的体例内容和表述方式被人“克隆”抄袭,且错漏百出19还有一位学者因为做花儿的学术史,遍阅了所有成果后,认为后来者基本都是抄袭和变相抄袭先生的《花儿通论》,却又不说明出处,于是出于义愤,专门写了篇论文要为先生“还一个历史的地位”。20很多人劝先生打官司,他笑言道,其实对我的诗词研究、神话学研究和历史研究成果抄袭剽窃者,也至少有几十人次,能打得过来吗?关键是我们要引以为戒,自觉遵守学术伦理,在学术原创性和学术品质上下功夫,历史自有公论!

规范并不意味着守旧,先生也非常重视理论创新,并将创新视为提升本土学术话语权的必然途径。他指出:“创新是人文科学的使命和责任,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必须要有理论观点上的新收获,没有创新的科研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资源的全方位浪费,甚至是一种犯罪。所以我们的地方民俗学者必须要始终不渝地追求学术创新,以创新的高质量的成果来为民俗学学科建设和文化强国建设增光添彩。具体地说,就是要坚持立足地方民俗文化的实际,放眼国内国际的学术语境,以地方民俗文化研究为内核,运用学科前沿的理论方法,推出一批代表地方学术水平乃至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能够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民俗文化调查研究的优秀成果,让我们的民俗文化研究走出地区,走向全国,在国内外学术平台有一席之地,从而体现出地方民俗学者应有的价值。”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尤其注重理论方法的前沿性、规范性、保证原创型研究。例如,他运用原型批评理论、口头程式理论等理论范式来研究本土文化,开辟了青海学术研究的新思维、新方法,如《河湟皮影戏的程式化表演》21一文首次运用口头程式理论研究青海地方文化,论述鞭辟入里,深刻揭示了河湟皮影戏的编演规律,该文被评为省级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论虎齿豹尾的西王母》一文运用原型批评理论研究文献记载的西王母形象,得出西王母为西部羌人女首领兼巫师的学术结论,被学术界反复援引。中国的月亮神话非常丰富,但却显得杂乱无章,先生在《中国月亮神话演化新解》22一文中从语言入手,运用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民俗志资料,提出中国的月亮神话要核为虎,月亮神话实为月虎神话,作为昆仑神话组成部分的月虎起源于西部古羌的学术观点,论证严密而极具说服力。这些论文反映了先生超前的学术思维,在学术界必然地产生了很好影响。2012年创立的“多元民俗文化圈理论”,更是先生数十年来学术实践的集中和升华,标志着他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思想达到一个新境界。

在引进国外理论问题上,先生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强调在学习引进国外理论方法时要跟国内和地方的实际结合起来,要保持自己的主体性,掌握学术的话语权,反对学术上的民族主义,反对对国外理论的盲目跟风,主张民俗研究“既不能一味地低层次地描绘介绍,或者狭隘地就事论事,一叶障目,只见一棵棵树而不见树林和大自然,连自己文化所处的位置都不能确定,就不可能得出确切科学的结论;也不能不切实际地一味地卖弄理论,转抄和套用几句国内外诸多理论的片言纸语和若干大家的名言,云山雾罩地夸示一番,结论不知所云,根本上就脱离了中国文化实际,甚至脱离了地域文化实际。这都不是真正的民族民俗文化研究之道。”23

(二)打造学术共同体

先生强调,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真正的事业需要培养扶持一批人共同精进,形成学术局面。这需要博大无私的胸襟、统领全局的眼光、教书育人的艺术。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先生在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时,便在系内策划创办了天风文学社和民俗学社两个学生社团,天风文学社以国学大师钟敬文先生的“天风海涛阁”命名,办了杂志《天风》;民俗学社创办了青海学生社团的第一张铅印报《风土》,并由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题写刊名,钟敬文先生还专门题了词:“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两个社团几年间便成为青海高校学生社团中的两个名牌,并培养了一批初具素养的大学生,有几位同学后来都成了民俗学方面的高级专业人才。

博士毕业后,先生即在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主持申请了民俗学专业硕士点,该硕士点现已成为青海师大实力最强的研究生点,培养了数批全日制研究生。先生在研究生教育中不遗余力,殚心竭虑,重点从学术规范、学术创新和长远发展进行培养,教学质量始终居青海各学科之首,并得到国内普遍认可。迄今为止,其硕士生的学位论文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多达十部左右,这在国内是屈指可数的。与此同时,先生还为已具备相当基础的中青年人才积极创造各种条件,先后培养了数批在职研究生。以青海师范大学民俗学硕士点为中心,逐步团结本专业和相近专业的人才,形成了一个以先生为核心的学术团体。

2012年5月,先生发起成立了青海省民俗学会,进一步开始了建设学术共同体的行动,主办国际学术会议和大型传统文化仪式,策划主编《西北民俗文化研究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大昆仑文化丛书》(同前)、《青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青海人民出版社)、《青海民俗学精品论丛》(同前)等。2014年,先生策划创办了高标准的《中国民俗学集刊》(社科文献出版社),在办刊宗旨中鲜明地提出“立足民族文化本土,放眼国际学术视野,在地方与世界、国家的文化关系中研究中国的民俗文化,并以西部多民族民俗文化为研究侧重,努力形成具有中国和民族学术风格的民俗学学术共同体,进而推进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事业”的学术理念。正是通过这一系列学术行动,建设了一个既具地方民俗学特色,又具大文化视野的青海民俗学学术共同体。而先生始终倡导和践行学术规范和精品创新,已经成为该学术共同体的灵魂。

不仅如此,他把他个人的学术理念和方法还融进自己的工作,带动更多的学者成长发展。2005年他在青海师范大学创建人文学院,即策划博士点建设方案和开展高层次学术活动,举办了该校第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与《文史知识》杂志社联办了“青藏文化专号”,这也是青海学术界在国内名刊办的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的一个学术专号。国际会议和名刊专号的举办、博士点建设的规划建设,为人文学院的学术队伍的整体提升发展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平台。主管学校的科研工作后,创新措施,一举打破多年拿不到国家基金项目的僵局。申报论证会、开题论证会等办法后来被全省各高校纷纷效仿,逐渐使青海的社会科学国家项目大为改观。尤其是出任青海社科院院长之后,从学术理念和具体措施上致力于科研层次与质量的整体提升,使该单位的国家基金项目骤然上升,创造了科研人员人人主持国家基金项目的奇迹,立项率远远高于全国水平,科研质量也随之逐年提升。通过诸如此类的创举,带动了整个科研队伍的素质提高,一定意义上形成了高层次的学术共同体。

先生是土生土长的青海人,以学术立身,追求学术的主体性和话语权,同时,先生也怀有深深的民族情节,特别注重学者肩负的社会责任。翻阅先生的著述论说,无不渗透着先生对民族国家的拳拳之心,以及社会责任感、民族自豪感和学者的社会良知。他从起初对家乡的深爱,并以自己的学术实践为青海学术事业撑起了一片天地,改变了世人对青海千年来的成见,使青海文化走进国家学术话语之中。近年来从国际文化视野建构昆仑文化学,为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文化的认同和社会进步默默贡献着自己的才智。如今,先生所开创的“花儿学”、地方民俗学等发展得有声有色,新成果不断涌现,影响远播至国外。他的学术思想、学术道德,乃至于他所倡导的学院派研究范式已经成为青海民俗学界的灵魂和标志,在先生的影响和带领下,一个地方文化学派已经初具形态。

 

 注释:

 1.赵宗福.历代咏青诗选[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

 2.赵宗福.历代咏藏诗选[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

 3.中国西北文献丛书·文学文献编[A]》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

 4.同前。

 5.米海萍.中国西部古代诗歌的拓荒性研究[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4,(3).

 6.赵宗福.青海历史人物传[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

 7.赵宗福.明代“湟中三捷”考评[J].青海社会科学,1987,(5).

 8.赵宗福.关于三百年来地图上对尕斯地区错误划法的研究[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2).

 9.赵宗福.花儿通论[M].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

 10.赵宗福.西北花儿的研究保护与学界的学术责任[J].民间文化论坛,2007,(3).

 11.赵宗福.西北花儿的文化形态与文化传承——以青海花儿为例[J].西北民族研究,2011,(1).

 12.吉狄马加,赵宗福主编.青海花儿大典[M].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

 13.赵宗福.民间传说的文化价值与我们的民间立场——梁家胜《杨家将传说的民俗文化研究》序[A] .梁家胜. 杨家将传说的民俗文化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14.参见王琎.多元民俗文化圈的理论创建——访“青海多元民俗文化圈研究”项目负责人赵宗福[N],光明日报,2013-06-26(16).

 15.赵宗福.昆仑神话[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

 16.赵宗福.地方文化系统中的王母娘娘信仰——甘肃省泾川王母宫庙会及王母娘娘信仰调查研究[J]. 民间文化论坛,2005,(6).

 17.赵宗福.泰山王母池蟠桃会庙会调查记,民俗曲艺,2001,(132).

 18.赵宗福.青海多元民俗文化圈研究·总序[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9.米海萍.中国西部古代诗歌的拓荒性研究[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4,(3).

 20.曹强.论赵宗福先生对花儿学的贡献[J].青海民族研究,2012,(4).

 21.赵宗福.论河湟皮影戏展演中的口头程式[J]. 文艺研究, 2000,(4).

 22.赵宗福.中国月亮神话演化新解——以月虎为主题的考证[J].民间文学论坛,1995,(4).

 23.赵宗福.地域民俗文化的大传统解读之道[A].霍福.沉睡的记忆·序[M].青海民族出版社,2010.

脚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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